目   录

　　1.被告人余镇、高敏拐卖儿童、被告人黄思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

　　2.被告人卢小旭拐骗儿童案

　　3.被告人王璐、孙艳华虐待被看护人案

　　4.被告人王思琦虐待案

　　5.被告人潘德峰强制猥亵案

　　6.被告人李轶强奸案

　　案例一　　被告人余镇、高敏拐卖儿童　　被告人黄思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被告人余镇的妻子周某怀孕，2015年底，余镇让被告人高敏寻找需要婴儿并能支付6万元“营养费”的人。经高敏联系，被告人黄思美因儿媳结婚多年未生育，愿意收养。经协商，余镇同意以5.6万元的价格将婴儿“送”给黄思美。2016年6月21日，余镇以假名为周某办理住院手续，次日周某生育一男婴。6月23日，余镇以给孩子洗澡为由私自将男婴从家中抱走送给黄思美，得款5.6万元。黄思美将男婴带至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家中抚养。男婴母亲周某获悉后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至黄思美住处将被拐卖的男婴解救。

　　【裁判结果】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余镇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被告人高敏居间介绍，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拐卖儿童罪。被告人黄思美对被拐卖的儿童予以收买，其行为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高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黄思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抚养，对被拐卖的儿童没有虐待，未阻碍解救，可依法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余镇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高敏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被告人黄思美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宣判后，余镇提出上诉。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出卖亲生子女构成犯罪的典型案例。当前，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下，采取绑架、抢夺、偷盗、拐骗等手段控制儿童后进行贩卖的案件明显下降，但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件仍时有发生。子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孩子应该享有独立人格尊严，绝不允许买卖。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有关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本案中，被告人余镇在妻子怀孕期间即联系被告人高敏物色买家，商定价格，妻子生育后采取欺骗方式将婴儿抱走卖给他人，故法院依法以拐卖儿童罪对其定罪判刑。没有买就没有卖，收买与拐卖相伴而生，《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作了重大修改，删除了原规定具备特定情节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体现了对买方加大惩治力度的精神。本案被告人黄思美主观上虽然是为帮助他人收养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但其行为同样构成犯罪，法院对其依法定罪判刑，具有重要警示教育意义。

　　案例二　　被告人卢晓旭拐骗儿童案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20日16时许，被告人卢晓旭（女）以收取卫生费为名，在天津市河西区上门行骗时，见被害人夏某（女，13岁）独自在家，意欲让夏某跟随其一起行骗，遂谎称与夏某父亲相识，骗取夏某信任后将夏某从家中带离，致使夏某脱离监护人监管。后因发现夏某不具备与其共同行骗的可能性，卢晓旭于同年9月23日晚带夏某搭乘出租车，后借故离开，将夏某独自留在车内。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后，将夏某送回家中。同月24日，公安人员将卢晓旭抓获。

　　【裁判结果】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卢晓旭以欺骗的方法拐骗儿童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监管，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卢晓旭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骗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卢晓旭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卢晓旭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家庭监护是保护儿童安全的最重要方式。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以及儿童受家长的保护权均受法律保护，他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或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本案被告人卢晓旭拐骗儿童的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出卖，在拐骗过程中也没有实施其他加害行为，但其编造谎言，将未满14周岁的儿童从家中骗出，使之长时间脱离家长的监护，侵犯了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及儿童受家长保护权，也严重威胁到儿童的人身安全，已构成犯罪。法院对本案被告人的依法惩处，彰显了对家庭关系和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昭告大众，在未经家长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不论以何种形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拐骗儿童的犯罪行为，使受骗儿童的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给儿童的父母和其他亲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也给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威胁。因此，不论其动机、目的如何，都不应轻视其社会危害性，必须给予应有的惩处。

　　案例三　　被告人王璐、孙艳华虐待被看护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璐、孙艳华原系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某幼儿园教师。2015年11月至12月间，王璐、孙艳华因幼儿穿衣慢或不听话等原因，在幼儿园教室内、卫生间等地点，多次恐吓所看护的幼儿，并用针状物等尖锐工具将肖某某等10余名幼儿的头部、面部、四肢、臀部、背部等处刺、扎致伤。

　　【裁判结果】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璐、孙艳华身为幼儿教师，多次采用针刺、恐吓等手段虐待被看护幼儿，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虐待被看护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璐、孙艳华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王璐、孙艳华提出上诉。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虐待被看护幼儿构成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保姆、幼儿园教师、养老院工作人员等具有监护或者看护职责的人员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此类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为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作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罪名的增设，改变了刑法之前的虐待罪主体只能由家庭成员构成的状况，将保姆及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校、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场所内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也纳入本罪主体。凡是上述主体对其所监护、看护的对象实施虐待行为，情节恶劣的，均可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虐待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则应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等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

　　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国刑法新增设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彰显了我国法律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大保护力度的精神。本案的判决，警示那些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履职，一切针对被监护、被看护人的不法侵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本案的发生，也警示幼儿园等具有监护、看护职责的单位应严格加强管理，切实保障被监护、看护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

　　案例四　　被告人王思琦虐待案

　　【基本案情】

　　2010年6月，被告人王思琦与丈夫廖某1离异并获得女儿廖某2（被害人，2007年1月出生）的抚养权，后王思琦将廖某2带至上海生活。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王思琦在家全职照顾女儿廖某2学习、生活。其间，王思琦以廖某2撒谎、学习不用功等为由，多次采用用手打、拧，用牙咬，用脚踩，用拖鞋、绳子、电线抽，让其冬天赤裸躺在厨房地板上，将其头塞进马桶，让其长时间练劈叉等方式进行殴打、体罚，致廖某2躯干和四肢软组织大面积挫伤。虽经学校老师、邻居多次劝说，王思琦仍置若罔闻。经鉴定，廖某2的伤情已经构成重伤二级。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思琦以教育女儿廖某2为由，长期对尚未成年的廖某2实施家庭暴力，致廖某2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鉴于王思琦案发后确有悔改表现，并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干预、不再以任何形式伤害孩子，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其孩子及社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思琦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被告人王思琦于缓刑考验期起六个月内，未经法定代理人廖某1同意，禁止接触未成年被害人廖某2及其法定代理人廖某1。宣判后，王思琦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母亲虐待亲生女儿致重伤被判刑的典型案例。被告人王思琦身为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承受较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其爱子之心可鉴，望女成才之愿迫切，但采取暴力手段教育孩子，并造成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经远远超越正常家庭教育的界限，属于家庭暴力。这不仅不能使孩子健康成长，反而给孩子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实践中，监护人侵害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由于未成年人不敢或无法报警，难以被发现。有的即使被发现，因认为这是父母管教子女，属于家务事，一般也很少有人过问，以致此类案件有时难以得到妥善处理。长此以往，导致一些家庭暴力持续发生并不断升级。2016年3月1日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正式确立了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单位发现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后有强制报告的义务。本案即是被害人的老师发现被害人身上多处伤痕后，学校报警，公安机关及时立案，得以使本案进入司法程序。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家长关爱，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爱和法律的强有力保障。本案中，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及时向被害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得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

　　案例五　　被告人潘德峰强制猥亵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潘德峰原系辽宁省沈阳市某学校兼职教师。2015年11月至 2016年4月期间，潘德峰分别将其学生吴某某（被害人，男，时年16岁）、赵某某（被害人，男，时年16岁）、朱某某（被害人，男，时年16岁）带至其家中，以不喝酒就是不尊敬老师为名，强行将3名被害人灌醉后留宿，乘被害人睡觉之际对3名被害人多次实施猥亵。

　　【裁判结果】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德峰利用教师身份，向被害人施压、劝酒致被害人醉酒，后乘被害人睡觉之际实施猥亵行为，已构成了强制猥亵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潘德峰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潘德峰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男教师强制猥亵未成年男学生的典型案例。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容易受到性侵害。多年来，我国刑法一直注重对妇女、儿童性权利的保障，但对14岁以上男性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障有所忽略。同时，整个社会对男性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害的教育也相对缺乏。家长和学校的忽视，容易使男性未成年人欠缺自我性保护的意识，也使得性侵男性未成年人的犯罪不容易被发现。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将刑法原第二百三十七条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相关规定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扩大了强制猥亵的犯罪对象，将男性成年人及未成年人均涵盖在内。这意味着，凡是违背他人意志，实施强制猥亵行为的，不论猥亵的对象是女性还是男性，不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均构成犯罪。

　　本案被告人潘德峰对多名未成年男学生实施性侵害，已触犯刑法，构成强制猥亵罪。潘德峰作为教师，系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体现了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绝不姑息的态度。本案的发生提示我们，一方面应加强对男性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知识教育，提高他们安全防范及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培训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所选聘、任用教师的审核、监督和管理。

　　案例六　　被告人李轶强奸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轶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04年7月20日刑满释放。2009年暑期至2011年6月，李轶采取带被害人外出玩耍、送钱、送小人书等手段，先后将14名6至7岁的幼女诱骗至湖南省古丈县某山坡、某农贸市场楼梯间及其父在该县某单位的单元房等处，实施奸淫26次。其中，李轶于2011年五六月间，6次进入古丈县某小学校园内，从教室里或操场上，先后将8名小学一年级女生诱骗至其父单元房内奸淫，2名幼女遭多次侵害。

　　【裁判结果】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轶以诱骗的方法奸淫幼女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李轶曾因奸淫幼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继续针对幼女实施性侵害，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且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李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轶已被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诱骗无知幼女实施性侵害的严重犯罪案件。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奸淫幼女多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3年10月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规定，对不满12周岁的儿童实施强奸行为的、多次实施强奸犯罪的、有强奸犯罪前科劣迹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李轶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在近两年时间内强奸14人26次，被害人均系六七岁的幼女，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法院依法对李轶判处死刑，充分体现了严惩严重性侵害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

　　本案中，被告人李轶性侵14名幼女，持续时间长，犯罪次数多，其中有12名幼女是同一所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大多数学生被侵害后，并未意识到自己已遭受犯罪侵害，既未向老师反映，也未向家长诉说，凸显了我国目前对儿童性别意识及人身安全意识教育的缺位；被告人李轶多次自由出入校园甚至进入教室，将小学女生骗出实施奸淫，凸显了学校在校园安全管理上的不足；本案多名被害人的家长明知李轶有性犯罪前科，却疏于防范，凸显了家长在对孩子监护看管上的疏忽；李轶之前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被判刑，出狱后仍居住在经常接触到幼女的社区，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管，亦给其再次实施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机。本案再次启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提高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强化家长、老师的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共建平安校园；进一步建立健全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性犯罪前科人员的监管，共同筑牢家庭、学校、社会三道防线，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