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是国际物流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全球贸易的90%是通过海运完成。据统计，中国进出口货运总量的90%也是通过海上运输进行。我国既是贸易大国、航运大国，也是船员大国。目前中国船员人数位居世界第一，超过140万人，每年外派海员超过14万人。船员是推进全球经济运转的无名英雄。依法维护船员合法权益，对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航运业健康稳定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海事司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涉船员纠纷占较大的比重。近五年，全国海事法院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收案数占所有案件数的比重分别为30.98%、21.78%、17%、17.95%、29%。法律适用是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的一大难点。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我国未对船员专门立法。现行海商法涉及船员的规定条文数量不多，内容较为原则。相关行政法规偏重对船员的行政管理，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依据的作用有限。第二，关于船员的立法比较分散。船员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其权利义务受劳动法，相关法规、规章的调整，同时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对不同行业的船员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行政管理规范，这些因素影响了裁判尺度的统一。正确理解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海事法官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的关键。在充分总结我国海事审判经验的基础上，以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提供裁判指引，有利于消除分歧，做到同案同判。
6月25日是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世界海员日”。最高人民法院此时发布涉船员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发挥海事司法职能，依法保护船员合法权益的鲜明立场。此次共发布八个关于船员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案件类型丰富多样。既涉及国际远洋船员，也涉及从事沿海内河运输船员；既涉及货船船员，也涉及渔船船员；既涉及中国船员，也涉及外国船员。既有中国船员与中国船公司之间的纠纷，也有中国船员与外国船公司之间，以及外籍船员与外国船公司之间的纠纷。就纠纷类型来看，八个案例涵盖涉船员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即工资、各类报酬及遣返费用的支付，人身损害赔偿等。就涉及的法律问题来看，包括船舶优先权的具体认定、船员人身损害赔偿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同命同价”、及时高效审理船员产生于域外的薪酬纠纷、保护垫付船员相关费用的第三方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的船舶优先权、外籍邮轮被扣押拍卖以偿付拖欠的船员工资等问题。总体看来，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首先，体现了对船员这一群体利益的保护。航运的特点导致了船员长期在孤独遥远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相比陆地工作环境而言，船员的工作环境更为特殊，其身心健康更应受到关注。典型案例体现出了维护船员合法权益的鲜明特征；其次，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平等尊重、平等保护，实现“同命同价”。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已经发布改革意见，提出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近期也授权相关地方法院根据各自情况在辖区内开展试点工作。典型案例中法院判决船员人身损害“同命同价”，是中央和国务院改革措施在海事审判领域的贯彻执行。典型案例也体现了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恶意串通虚构工资债权侵害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法院公正审理后依法不予支持。
二是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船员法，有关船员民事权益的保护，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船员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船员权益保障提供了基本的保护依据，但缺乏更有针对性的规定。典型案例结合船员权益保护的特点，析法说理，通过裁判要旨的提炼，填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空隙，弥补立法缺位，以及法规、规章的规定较为原则的不足。
三是充分体现了海事司法在保障船员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就船员提起的纠纷来看，争议较多的是船员的工资报酬、遣返费用的支付，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等。工资报酬是船员及其家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船员遣返费用是船员在船服务期间因某种原因需要离船乘用交通工具回国、返乡或其他地点而应由船公司承担的费用，船员工作期间遭受伤亡更是应该得到及时救治。工资报酬及相关费用涉及到船员的基本生存、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依据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均应予以优先保护。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海事司法在船员工资报酬、遣返费用等给予特别保护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全球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按下了暂停键，船公司大规模停航，近200万海员无法正常换班、遣返，生活条件受到重大影响。在这特殊的时刻，我们即将迎来今年的“世界海员日”。今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为“我们海员的未来”。值此世界海员日到来之际，恰逢我国民法典刚刚颁布，民法典体现出对包括船员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体现出对包括船员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尊重。典型案例的发布，是对民法典充分保护船员在内的民事主体相关民事权益的一个呼应，也必将促进社会各界进一步重视船员合法权益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员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1 开启船员权益保护绿色通道 促进邮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梁某某等诉钻石国际邮轮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梁某某等196名船员根据其与船东的代理公司签订的《船员雇佣协议书》，于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被告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所属的巴哈马籍“辉煌（GLORY SEA）”轮上担任水手、轮机员、服务员、厨工等职务。在此期间，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欠付梁某某等船员工资约人民币1200万元。船员在诉前提出财产保全请求，要求对“辉煌”轮采取司法扣押措施，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未向法院提供担保，船舶从2019年3月7日至2020年4月26日期间，一直被扣押在上海港吴淞口锚地。因钻石国际邮轮公司弃船且拒不提供担保，维持船舶安全和停泊等费用与日俱增，长期扣押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为此，船员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拍卖“辉煌”轮，上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并启动司法拍卖程序，于2020年4月17日成功变卖船舶。
二、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梁某某等船员与船东代理公司签订《船员雇佣协议书》，在“辉煌”轮上任职，与被告钻石国际邮轮公司建立了船员劳务合同关系。现原告已履行了船员义务，而被告未支付劳动报酬，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船员在船期间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故判令被告钻石国际邮轮公司支付船员工资人民币1200万元及其利息损失，并确认船员的请求享有船舶优先权。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邮轮产业发展迅速，邮轮船员权益保护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相较货运船舶，邮轮船员数量多、岗位杂，扣押看管维护成本高、风险大，司法拍卖处置难度高、周期长，一旦发生邮轮船员权益侵害事件，维权会面临更多障碍。本案涉及船员人数众多，其中三分之二为外籍船员。船东拖欠船员工资达人民币1200万元，并在船舶被扣押后弃船。为此，法院开启船员权益保护的“绿色通道”，立案、审判、执行整体协调推进。第一时间要求船员劳务派遣公司与船东互保协会遣返滞留在船的外籍船员，安排船舶看管公司进行管理，并在台风期间采取应对措施全天候保障邮轮安全。同时，加快案件审理节奏，在诉讼过程中及时启动船舶拍卖程序，妥善处理案外人对船舶拍卖的异议行为，积极克服疫情对邮轮处置的不利影响，两次拍卖之后成功变卖船舶。法院一系列举措既确保了司法程序依法规范有序，又避免了扣押成本和风险的进一步扩大，有效维护了196名船员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海事司法对船员权益保护的重视和对邮轮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支持，为今后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案例2 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
支持机构协助船员维权
——海隆公司诉荣耀公司船舶优先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12日，海隆公司与“GLORY ADVANCE”轮ISM管理人诺斯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海隆公司接受诺斯公司的委托，为其安排适职船员上船服务。据此，海隆公司与船员订立《船员劳务中介协议》《外派船员协议书》及《实习生劳务协议书》，并先后介绍多名船员上船工作。自2012年6月起，诺斯公司开始欠付费用，拖欠船员薪金和应向海隆公司支付的船员劳务报酬、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代理费及利息等。
2013年4月，23名船员签署确认书，同意将欠付各类费用的债权和基于该债权成立的船舶优先权转移给海隆公司。海隆公司声明取得追偿款项后，将作为请求权转移的对价支付给船员。其后海隆公司向该轮所有人荣耀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荣耀公司支付拖欠的船员劳务报酬、遣返费用、社会保险费、代理费及利息，确认其就上述债权中的船员劳务报酬、遣返费用、社会保险费对“GLORY ADVANCE”轮享有船舶优先权。海隆公司2013年4月申请法院扣押了“GLORY ADVANCE”轮，后又申请拍卖该船舶。2013年12月6日，该船以人民币5870万元拍卖出售。
二、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因船员劳务派遣引发的涉外船舶优先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船舶优先权应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即我国法律处理。海隆公司作为船员外派公司，船员同意将劳务报酬、社会保险和遣返费用等海事请求权转移给该公司，因海事请求权转移，船舶优先权随之转移。海隆公司就上述债权行使船舶优先权符合法律规定。代理费是基于其与诺斯公司之间的合同产生，不属于优先权范围，海隆公司应向诺斯公司追索。荣耀公司系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是船舶优先权诉讼的适格被告，应在船舶拍卖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厦门海事法院遂判决确认海隆公司就上述债权对“GLORY ADVANCE”轮具有船舶优先权，并判令荣耀公司在船舶拍卖价款范围内向海隆公司支付船员劳务报酬、社会保险和遣返费用及利息。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为加强对船员权益的保护，海商法规定船员工资、社保、遣返费用等具有船舶优先权。同时针对越来越多的船员通过中介服务机构、派遣机构就业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服务或派遣机构有协助、支持和保障船员向实际用工单位维权的义务。本案判决确认了船员劳务派遣单位接受船员债权转让后，有权依法行使船舶优先权，充分发挥和运用了船舶优先权制度的机能，有利于提高雇主支付船员工资的积极性，为船员劳务派遣、服务机构协助船员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通过正向激励和指引，促进了船员就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进一步夯实和强化了船员权益的司法保障。
案例3 船员横遭弃船孤悬海外 法院高效维权助力归家
——利比里亚籍“奥维乐蒙（Avlemon）”轮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8日，“奥维乐蒙”轮交由太平洋公司修理。后因该轮经营人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未按约支付修理费，太平洋公司向法院申请诉前扣押“奥维乐蒙”轮，并提起仲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裁决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向太平洋公司支付船舶修理费等费用，并确认太平洋公司对“奥维乐蒙”轮享有留置权。仲裁裁决生效后，太平洋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及该轮登记所有人奥维乐蒙娜斯航运公司均未提供担保，该轮一直处于扣押状态。
船舶停靠在太平洋公司修理期间，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雇佣原告科列斯尼克•亚罗斯拉夫等13名乌克兰籍船员到“奥维乐蒙”轮担任船长等职务。自2017年12月底开始，该轮经营人、所有人不再提供船舶物资，“奥维乐蒙”轮断水、断电，船员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奥维乐蒙”轮的代理安排船员入住宾馆并垫付了食宿费用。2018年4月8日，法院依法裁定拍卖“奥维乐蒙”轮。在拍卖“奥维乐蒙”轮的债权登记期间，13名船员就拖欠的船员工资、食宿、遣返费用向法院申请债权登记并提起诉讼。2018年8月21日，该轮成功拍卖。
二、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判决：阿若艾尼亚海运公司支付13名船员工资、遣返费、食宿费及相应利息；13名船员就上述债权对“奥维乐蒙”轮享有船舶优先权，有权在该轮拍卖款中优先受偿。
三、典型意义
该案为具有涉外因素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13名外籍船员因外籍船东“弃船”，被迫长期滞留船上，且被拖欠工资，缺乏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法院在拍卖“奥维乐蒙”轮过程中，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协调船东保赔协会、船舶代理机构等安排船员遣返，引导船员依法维权，保障了船员依《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和法院地法即我国法应享有的相关权益。对于船员遭船东“弃船”期间船舶代理机构等出于人道主义垫付的食宿费用，法院认可相应债权及其船舶优先权性质有利于鼓励相关单位垫付费用及时保障船员权益。涉案判决作出时，“奥维乐蒙”轮已成功拍卖，卖船款亦已汇入法院执行款账户。为保障船员利益尽早实现，在不危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对船舶拍卖款提前予以分配，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兼顾了效率。
案例4 统一人身伤亡赔偿标准 维护遇难船员家属权益
——利比里亚籍“FS SANAGA”轮与“浙三渔00011”轮碰撞引发的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7月14日，启邦萨那加有限公司所有的“FS SANAGA”轮（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船）与倪某某所有的“浙三渔00011”轮（中国三门籍渔船）在宁波象山沿海水域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浙三渔00011”轮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遇难。遇难船员中，除1名船员为城镇户籍外，其余13名均为农村户籍。吴某某等14名遇难船员家属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要求启邦萨那加有限公司、倪某某作为碰撞两船的所有人连带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并主张应按照2015年度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14名遇难船员因“FS SANAGA”轮与“浙三渔00011”轮碰撞事故遇难，两船互有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启邦萨那加有限公司、倪某某作为碰撞船舶所有人应就该碰撞造成的人身伤亡负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涉案事故导致14名船员遇难，且无特殊情况排除该条的适用，故对于吴某某等以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主张予以保护。宁波海事法院经核算各项损失后，判决14名遇难船员的家属在先期已获赔350万元的基础上，可再获赔1166万元。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多名受害人在同一侵权事件中死亡，应适用同一标准进行赔偿。如果因循多年来民事审判领域常采取的区分城镇和农村，依据不同赔偿标准分别进行赔偿的做法，不仅在结果上不尽公平，更是对普通民众朴素情感的极大挑战。城乡二元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系因特殊历史时期的客观原因造成，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对人的生命健康平等保护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打破城乡蕃篱适用同一赔偿标准，实行“同命同价”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案中，因船舶碰撞事故导致14名船员遇难，其中1人为城镇户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关于“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规定，结合中央提出的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精神，法院最终判决支持13名农村户籍遇难船员家属关于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本案在海事审判领域探索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统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权利平等、以人为本的裁判理念。
案例5 公正高效司法 合理保障我国船员海外务工的劳动权益
——骆某某等与阮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12日，骆某某等6人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与当地的船东富达公司和我国国内合资人阮某某签订《劳工出海打鱼捕捞项目合同书》。约定的工作地点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海洋，富达公司和阮某某负责提供船只和捕捞工具，并承担骆某某等6人的工资、吃住、往返以及办理劳工手续费用等。此后，由于富达公司和阮某某拖欠骆某某等6人的劳动报酬，富达公司和阮某某共同向骆某某等6人出具了欠条并签订了附加协议。但履行期限届满后，富达公司和阮某某未能守约，骆某某等6人向当地的华助中心求助，该中心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未果。骆某某等6人回国后，考虑到富达公司是境外公司，如对其起诉将会耗时持久，故仅对阮某某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向骆某某等6人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以及相应利息。
二、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从富达公司、阮某某与骆某某等6人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在富达公司、阮某某提供船只和必要捕捞工具的情况下，骆某某等6人需完成约定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并由富达公司和阮某某支付约定的劳动报酬。据此，富达公司、阮某某和骆某某等6人之间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欠条》《附加协议》以及坦桑尼亚华助中心出具的《证明书》等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富达公司、阮某某和骆某某等6人之间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以及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广州海事法院综合已有的证据，查明了相关事实，认定骆某某等6人与阮某某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判令阮某某向骆某某等6人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一审宣判后，阮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我国船员赴海外务工的情形越来越多，船员因产生于海外的劳务报酬问题，请求海事法院提供司法保护的案件日渐增多。普通船员自身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维权能力不足。在海外务工被拖欠劳动报酬的情况下，又会遇到语言障碍、耗时持久、维权成本高等问题，难以在当地获得有效的司法保护。因此，该批船员选择了回国寻求司法救济。在诉讼过程中，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海事法院对船员与雇主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审查认定，仔细推敲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所陈述的意见，在充分把握案件所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支持了船员的合理诉讼请求，及时有效地保障了我国船员在海外务工的正当权益。
案例6 防范串谋诉讼 “夫妻船”共债共担
——杨某某与方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涉案船舶“海源伟雷”轮为内河船舶，该轮登记所有人为方某某。杨某某与方某某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鲍某某因与方某某发生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应其申请扣押该轮。后因方某某未履行与案外人某银行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该银行申请，法院依法裁定拍卖该轮。包括杨某某在内的5名船员（另外4名船员也与方某某系近亲属关系）及第三人鲍某某均进行了债权登记。杨某某在诉讼中提交了《船员劳务合同》以及在涉案船舶被法院扣押后方某某向其出具的欠付劳务报酬26.4万元的欠条。杨某某据此请求法院判令方某某立即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并确认其就上述债权对“海源伟雷”轮享有船舶优先权。
二、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源伟雷”轮依法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对“海源伟雷”轮共同享有权利，共同承担义务。夫妻二人对外为一个经营主体，二人之间不能成为雇主与雇员关系。杨某某在本案中向方某某主张劳务报酬，本质上属于在其与方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该主张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杨某某、方某某需承担的夫妻共同债务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如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及劳务报酬债权，并允许其从船舶拍卖款中受偿，势必导致可供清偿债务的财产减少，让本应共同对外清偿债务的杨某某逃避履行债务，明显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某与方某某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船舶经司法拍卖后，被执行人为从拍卖款中非法受偿，与船员串通伪造、虚增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仅凭被执行人自认即对此类债务进行认定，将严重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情况则更为极端。内河船舶一般以家庭夫妻共同经营为常态，如认可夫妻在共同经营船舶中仍能形成船员劳务合同关系，轻易认定此类“劳务报酬”，将助长被执行人以此方式逃避债务、规避执行的行为，严重侵害被执行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而本案在实体审理中，从多角度分析原、被告不能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从而彻底否定了其债权主张。在程序上，允许作为被执行人债权人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有效预防原、被告双方串谋诉讼。人民法院在审判环节严格把关，不搞“和稀泥”式的裁判，否决此类串谋诉讼，彰显了法院维护诚信诉讼环境、防范和打击当事人通过诉讼侵害他人权益的基本立场。
案例7 劳务报酬应支付 履约损失另主张
——匡某诉许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匡某受被告许某某的雇请，在许某某实际经营的“海兴166”轮工作。后许某某出具欠款条，确认尚欠匡某42500元工资报酬未付。匡某据此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许某某向其支付拖欠的工资款。许某某认为，欠条记载内容不完整，匡某在任职期间造成“海兴166”轮损失，在欠条中已经明确记载要另行处理，同时匡某在履职期间，未充分履职，造成船舶和货物损失，许某某保留向匡某索赔的权利。
二、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认定，匡某与许某某形成事实上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匡某依约提供了劳务，许某某作为雇主理应支付相应的报酬。遂判决支持了匡某要求许某某给付劳动报酬42500元的诉讼请求。因匡某履职不当给其造成损失，许某某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船员在履职过程中可能因过错导致船舶或者船载货物受损，给雇主造成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雇主不能以船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拒付工资，如果雇主认为船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其损失，可另行主张赔偿权利。本判决遵循劳动法中工资支付不能抵销的规则，保证了工资作为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必须由劳动者所有，由劳动者支配，不得替代，充分保障了船员支配工资的权利及其基本生活需求。
案例8 工资数额约定不明 依据同期市场标准确定
——王某某诉被告钟某某、王某贵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8月24日，王某某经人介绍到钟某某经营的“辽大旅渔1039号”渔船上担任普通船员，双方口头约定工作时间自2018年8月24日至12月31日，工资为5万元。2019年1月1日，渔船靠港，王某某在船上继续工作至1月6日。工作期间，王某某请假11天，实际工作125天。钟某某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实际给付28000元。另，王某贵系钟某某岳父，负责船员和船舶的日常管理。
大连海事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对于工资标准发生争议，王某贵主张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为4万元，王某某主张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为5万元，并声称因其已在钟某某经营的渔船工作过一年，考虑到工作岗位熟悉，故双方口头商定的工资标准已低于同时期市场平均标准，王某贵所述工资标准则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标准。
二、裁判结果
王某某与钟某某虽未签订书面船员劳务合同，但王某某已上船工作，钟某某也在王某某工作期间向其支付了部分工资，故双方之间存在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本案中，王某某已完成船员劳务工作，钟某某应及时全面履行工资给付义务，其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对王某某提出的给付拖欠工资主张，大连海事法院予以支持，并判决钟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某某工资20076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目前，规模较小的船公司或个体船东在船员用工方面不规范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双方对工资仅有口头约定，或约定不明甚至未做约定的情况时常出现。无论是运输作业，还是渔船作业，在一定时期内，不同工种、不同级别的船员工资通常存在一个市场行情，有些信息平台定期发布相关的工资标准。在可以确定船员在一定时期内为船舶所有人提供了劳动或劳务的前提下，可根据船员的工种和级别，依据同时期的市场工资标准，确定船员应获得的工资数额。当事人之间对船员工资的标准未做书面约定并发生争议的，船员主张以不低于同时期市场平均标准确定工资标准，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