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2021年5月，戴某受邀参加前同事孩子的婚礼。晚上六点左右，戴某与徐某、冯某等人落座于一桌，戴某自称“中午喝酒喝到了一点多”，并主动开启了桌上一瓶白酒，徐某、冯某见戴某酒意未散且饮酒太快，还劝其适度饮酒、不要喝多。饭局过半徐某先行离开，至婚宴结束时戴某一桌共饮白酒三瓶。冯某见戴某站立不稳，将其安置在婚宴大厅沙发上后离开寻求他人帮助，戴某则在冯某走后自己起身想要离开，摇摇晃晃摔倒在了婚宴大厅的门口。

一分钟后，有人发现戴某倒地将其扶坐在地上并通知了新郎陈某，陈某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多人合力将戴某送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戴某创伤性硬膜下出血、脑疝、颅骨骨折等，住院11天，花费医药费8万余元。戴某起诉要求新郎陈某、共饮者徐某和冯某以及酒店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昆山法院审理后认为，戴某在中午已经饮酒的前提下受邀参加婚礼晚宴，又于晚宴上不顾同桌共饮人劝阻大量饮酒，最终在醉酒状态下摔倒在婚宴大厅的门口，造成自身受伤，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身安全负有最大的注意义务，过度饮酒是其摔伤及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在没有证据证明婚宴组织者陈某、酒店经营者、同饮者徐某及冯某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其不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

最终，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戴某不服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近年来，饮酒者酒后因各种因素导致受伤甚至死亡，要求同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屡见不鲜。考虑到共同饮酒是一种典型的情谊行为，要求同饮者在饮酒过程中互相提醒、劝阻，并对醉酒者承担通知、照顾、护送等责任，确实可以有效避免共同饮酒参与者受到损害的风险增加。

但是，喜宴场合的共同饮酒区别于一般的预约饮酒，作为被告的同饮者虽与原告戴某相识，但却均是接受婚礼组织者的邀请到场，在没有证据证明同桌人有劝酒行为的前提下，对同饮者予以过高的义务显然不公。本案中，同桌共饮者不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且徐某、冯某已对戴某过度饮酒作了提醒、劝阻，戴某摔伤前，徐某已提前离场、冯某将其安置在沙发位置并通知了婚宴组织者，尽到了同桌共饮者必要的注意义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被告之一的新郎陈某，作为喜宴的组织者，并不具备同桌共饮者的身份，在事务繁多、人数众多的婚礼场合，要求其对在场每个人的饮酒情况清楚知悉显然过于苛刻，其在获知戴某醉酒摔倒后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并组织送医、全程陪护、垫付医药费，已经尽到了组织者的注意义务。酒店作为宴席的服务方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本案并不存在地面湿滑、酒店经营者发现戴某摔倒后延迟送医等情况，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崇尚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婚礼作为传统文化中的四礼之一，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着重要意义。受邀参加喜宴的宾客带去的应当是对新人的美好祝愿，适量饮酒、共庆喜事可以理解，但不顾场合过度饮酒，酿成闹剧、惨剧却并非大家所愿。法院通过生效判决赋予喜宴组织者、喜宴共饮者必要的“豁免权”，不因“无礼者”“无理者”和稀泥，避免喜事蒙上灰色阴影。

——来源：2023年12月18日，江苏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