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绍】

周某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多次自行垫付各项经营费用，但一直未领取报销款项。此前A公司以公司名义曾归还案外人款项，而该笔款项因A公司会计错误的记载在周某个人名下，作为周某的支出。后A公司清算后提起诉讼，要求周某返还上述款项，并形成另案民间借贷之诉。该案审结后，确认上述支出款1088663.6元并非A公司债务而是周某的个人债务，由此在A公司账面产生对周某的应付款项，周某遂依据其私下所掌握A公司电子账册，主张因终审法院已确认上述借款1088663.6元计在其个人名下后，按照A公司的电子会计账簿中所记载的科目进行相互抵后，A公司将会形成对其的应付款项858383.64元，该应付款的性质为报销款项，故要求公司返还。A公司则认为，周某提供的所谓的A公司电子账页无盖章、无落款，且复制电子账册系非法之举，该证据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周某利用其曾经的高管地位、前公司财务系其亲戚之便，非法复制公司的财务账册，不能被法院作为证据采纳。

【审判结果】                      

一审判决A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周某款项186214.96元及利息。

A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说理】

周某提出的差额计算的平账方式符合会计恒等式与复式记账法原理，逻辑允恰。因原始纸质会计账簿及入账凭证的时间跨度已逾十余年，财务账簿及系统的交接也并不平稳，A公司也尚未自行清算完毕，相应的财务信息难以一一考证，法院考虑到周某作为原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后又为清算组成员，其掌握相应的电算化财务信息并不违背商业惯例，且该电子账册的制作人，虽为周某亲属但长期担任公司财务亦为清算组成员，而该电子账册使用的系符合财政部规范的第三方财务系统软件形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三条所述电子核算的形式要件，相应会计记账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平稳性、一定的独立性，科目之间试算平衡、借贷对等，该账册的造假难度及代价明显高于本案的诉讼收益，且经法院随机审计抽样，与A公司所提供的原始凭证的入账并无明显出入，不足以触发感染条款以至于推翻该电子账页的全部会计处理，故以此作本案核算依据。

【法官评析】

本案最大的争议为：来源与合法性不明的电子账册是否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一审与二审均认为，民事诉讼领域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性标准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背公序良俗层面需达到严重的程度，以此体现违法性所损害的利益与诉讼所保护的利益之间的平衡。本案中，电子账册的取得并未严重侵害A公司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并不因来源瑕疵而直接排除该证据材料。考虑到本案的诉讼标的金额，当事人为了本案诉讼，伪造长达十几年之久的电子账册，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不仅造假难度、成本极大，而且获得的诉讼收益远远低于付出的代价。所以在审计不能、又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基于证据优势原则与成本效益原则的原理，采纳了高管所提供的该份电子账册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随着电算化的普及，公司对于电子账册的管理也应达到与纸质账册同样的重视程度，不能仅仅认为电子账簿只是翻阅方便而忽视其法律意义。公司应当制定章程，正确规范管理电子账册生成的系统环境、记录指令、操作规范以及储存管理。对于查阅、复制数据做到股东联名会签、留痕备案、适当的批准与监控等流程，在保证电子账簿客观准确合法的情况下，充分保障信息隐私，以免因随意读取和复制导致数据外泄，由此带来其他商业风险和数据安全风险。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三条 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的，其软件及其生成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也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

——来源：2024年3月18日，江苏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