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2018年10月15日，浙江某钢材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浙江公司）向上海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公司）投资600万元，占股10%。

两公司均为实体性企业，有各自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

2021年5月，上海公司因当期销售大、购进少，而导致当月增值税税负较高。于是向浙江公司“求助”。

浙江公司当月购进多、销售少，导致当月增值税税负较低。

为平衡关联企业之间的税负，浙江公司向上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万元，税额130万元。

双方通过虚假资金往来，完成所谓“货款”结算。上海公司另支付6万元的“手续费”给浙江公司。双方共同各自办理增值税的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2024年11月，浙江公司因举报，被公安机关立案检查；上海公司接受协助调查。

【争议】

上述行为，上海公司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观点】

构成。理由：

一、上海公司有少缴税款的目的；

二、无实际交易而虚开发票并申报抵扣的行为，并且支付了6万元的开票手续费。

【评析】

上述观点，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为目的犯、行为犯，与2024年3月15日出台的“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简称：新《司法解释》）明显不符。

新《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很显然，新《司法解释》下，判定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除目的、行为的构成要件外，更要有结果的构成要件。即：即使有虚开的目的、行为，但只要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结果，就不构成此罪。

需指出的是，造成税款损失的认定，不应以单一环节考量，而应根据增值税抵扣的原理进行上下游的合并考量，即：上游虚开发票已纳税，下游接受抵扣后，从全链条看，也没有税款的实际损失。

否则，如果仅以单一环节衡量，任何的虚开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在下一环节少缴税款，从而被定罪。这与新《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二款的精神，明显不符。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新的《司法解释》下，关联企业之间为调节税负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还需指出的是，新《司法解释自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按“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上海公司应不构成上述犯罪。

【思考】

上海公司如何纠正上述税收行政违法行为？

上海公司应向浙江公司申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作进项税额转出，并补缴滞纳金；

浙江公司应将依法开具红字增值专用发票，并将违法所得6万元上缴国家有关机关没收。